四川男篮公布全运会资格赛大名单的那一刻,许多浙江球迷揉了揉眼睛——胡金秋、孙铭徽、吴骁等浙江广厦主力球员的名字,赫然出现在四川队的阵容中。主教练一栏,更是写着刚带领广厦夺得CBA总冠军的王博的名字。这支由广厦主力框架加上周琦组成的豪华战队,瞬间成为全运会夺冠热门。
与此同时,浙江男篮的全运会阵容却显得“星光黯淡”。除了朱俊龙外,广厦的冠军班底集体缺席浙江队。为何刚刚为浙江创造历史的球队,转身就披上了四川的战袍?
在浙江篮球版图上,稠州与广厦虽同处一省,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篮球基因。
浙江稠州是浙江省体育局体系的“嫡系部队”,承担全运会为省争光的任务,是体制内的正统代表。
浙江广厦的前身是沈部男篮,被民营企业收购后扎根杭州,但始终是独立运营的职业俱乐部,与浙江体育局没有行政隶属关系。
一位体育局内部人士点破关键:“广厦只是注册在浙江,没有义务为浙江打全运会。”这种属性差异,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全运会中的角色分工——稠州代表浙江,广厦则成为“自由球员”。
四川男篮此次的豪华阵容绝非偶然。据篮球记者透露,四川体育部门通过买断球员参赛权,以高额费用将广厦核心球员“租借”至四川队。其中仅周琦一人的转会费就高达600万元。
俱乐部每年亏损约6000万元,全运会收益可缓解经营压力;
避免与稠州争夺省内资源,减少球员参赛负担和伤病风险;
延续与四川的长期合作(此前曾与河北合作),形成稳定利益链。
职业体育的生存法则在此凸显——当情怀遇上真金白银,商业逻辑往往占据上风。
尽管广厦为浙江夺得历史上首个CBA总冠军,但疏离感始终存在。总决赛庆功宴上,王博自嘲“来指导把冠军带回来了”的梗,背后是球迷对广厦若即若的态度。
老球迷视稠州为“浙江唯一主队”,因其与本土体育血脉相连;
广厦球员多为外来青训苗子(胡金秋来自新疆,孙铭徽出自吉林),虽在杭州成长,但缺乏“本土标签”;
夺冠后,甚至有球迷直言广厦球员是“雇佣兵”。
这种割裂在社交媒体上尤为鲜明。当网友争论“谁代表真正的浙江篮球”时,一条评论扎心获赞:“广厦夺冠了,可我们庆祝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”
全运会允许球员自由流动的规则,放大了职业俱乐部与地方体育目标的错位。各省为争夺金牌(三大球冠军可折算4块金牌),不惜重金“采购”明星球员。
浙江的现象绝非孤例:
周琦代表四川而非家乡河南;
赵岩昊曾为天津出战全运会;
广东整合三支CBA球队资源,形成“超级联队”。
当全运会仍是地方体育政绩的核心指标,而职业俱乐部追求商业价值,两者的目标鸿沟只能通过金钱补偿来填补。
一支球队的“本地归属”需要几代人的积淀。广厦扎根杭州二十年,从青训梯队培养出胡金秋、孙铭徽,到为城市拿下首个CBA冠军,他们用汗水和奖杯书写着新浙江篮球史。但当全运会战鼓擂响时,体育局的大门依然只向稠州敞开。
或许真正的答案不在批判广厦的“现实”,而在反思全运会机制——当金牌成为唯一目标,球员流动变成资本游戏,那些为城市拼尽全力的职业球员,是否也值得一个“为家乡而战”的机会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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