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经历
最近，我读到两位大学校友的高考经历。第一位是杭大外语系日语专业的WJ同学，他参加了三次高考，每次分数都远超录取分数线，但始终未能被录取，原因在于他父亲当时还是含冤服刑，政审不合格。直到1981年，他第四参加高考，才被杭大录取。另一位则是一名在职女工，她在一家化工厂的三聚氰胺车间工作，无法脱产复习。一次下班途中，她骑着自行车因复习分神，不幸遭遇严重车祸，右手骨折，被送进ICU，而五天后就是高考，她硬是座着轮椅，用左手书写，最后也被杭大录取。我的高考经历没有他们那么狗血，但也是一波三折。1975年，我高中毕业，正值“文革”后期。绝大部分的城镇高中毕业生要么支边，要么支农。大学每年仅招收极少数学生，都是从工农兵队伍中推荐产生，被称作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。选拔工农兵学员有着严格的条件。首先是“根正苗红”，即家庭成份限定为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，这是不可逾越的硬杠；其次，学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，曾有影视作品出现“双手布满老茧就能获得上大学资格”的情节，那纯属艺术化的夸张表达；然而，最重要却又难以公开的潜规则是，被推荐者一定要有某种人脉关系。据估算，当时上大学是千里挑一。
据我所知，我的母校沈荡中学有两个学生被推荐上了大学。一位是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李同学，他与我有着同一班主任。在校期间，他表现非常出色，若用今天的话说，他就是当时的“网红”。他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学习。另一位是沈荡中学第二届毕业生张同学，读书时他便是校园的活跃分子。我对他印象最深的，是他扮演样板戏里的郭建光，他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，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。
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。那时，我还是一名知青，在农村的一个大队学校代课。与有些人听闻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不同，我身处穷乡，觉得上大学犹如海市蜃楼，遥不可及，或者说时势让我的这个梦已经悄然泯灭。不过，念及自己中学阶段各科成绩尚可，便想随波逐流地去尝试一下。七七年的高考是在中断整整十年后的重启，积压了十年的庞大学生群体一涌而来，所以每个地区先要初选考试。所幸，我的初考顺利过关，获取了参加正式参加高考的资格。
我77年是报考理科，当时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以前的高中课本，没有其它任何的复习材料，也不可能参加高复培训班，继续在大队学校上课。到了考试的日期，从乡下到了考点。数理化考什么题目完全没有印象了，记得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《路》。现在来来这题目并不难写，但由于我的文学知识的积累实在太薄，抓不住重点，写不出文采，好像是写了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毕业后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，从中得到了锻炼等，因为自己的经历也就这么一点。
政治科目的一道题是：党的历史上经历过哪“十大路线”的斗争？因为文革才结束，很多历史问题还尚未拨乱反正，像“十大路线斗争”的题目还会出现在高考中。读过作家王小波有关他的高考回忆录，也提到“十大路线斗争”这道政治题：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右或反左，必须一一记清。有一天，总算记住所有的左和右，却忘记了实际生活中的左和右。开车时，老婆说往右拐，往左拐，就会想到陈独秀和王明，弯却拐不过来。
我的第一次高考失利并未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与应试能力有明显短板，考前根本没有象样地复习准备，加之1977年全国高校的录取比率超低，失败在情理之中。不过我曾经同窗，吴同学考入浙江中医学院。而同镇的另外一位才女章同学也被录取，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她的兄长与她学业相当，却遗憾落榜。第二年我们成了海盐化肥厂的同事，并曾一起继续向象牙塔冲击。
1978年我通过招工进入了海盐化肥厂。当时的化肥厂汇聚了一群依旧为实现大学梦想而不懈努力的人，自然形成一个松散的学习团队，为高考而学习的氛围浓厚，我也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感染，心里对大学的憧憬再度燃起。尽管我没有参加1978年的高考，但学习并没有停歇。有消息证实，从明年起，英语将被纳入高考科目。于是，重拾英语势在必行了，而我学习英语的唯一途经便是收听广播英语教学节目。浙江电台和上海电台每天都有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课程。我想方设法搞到两本广播英语教材，每天雷打不动坚持收听。
或许是因为我有一点英语基础，又或许是自己对英语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从广播英语的初级班到中级班，再到高级班都能顺利跟上进度。最初，我重拾英语是为了在下一年再次报考理科专业作准备。然而，学习了几个月后，一次偶尔机会，我弄到一张1978年的英语专业高考试卷，我特意抽个时间，给自已安排了一次模拟考，结果令人惊喜不已，我竟然可以考到70分左右！于是，我当机立断，改变高考方向，改考外语专业。此后，我一方面继续加强英语学习，另一方面为报考外语专业的相关课程作准备。后来证明，这一考科的改变，最终成就了我的梦。
县城的学习资料相对于农村要丰富得多。由于化肥厂的作息是三班倒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尽管也有同事选择脱产复习，但我因家庭条件所限，只能将高复藏入工余时间。虽然化肥厂的上班比较轻松，但上班看书肯定是不允许的。例如，我所在的精炼岗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，确保反应塔的液位在规定的范围内波动，超出范围会导致严重的后果，而这项完全依靠手动调节伐门开关的作业，容不得半点分神。然而，我总是悄悄地在抽屉里放上一本书，不时地拿出来瞄一眼。一听到巡检员的脚步，迅速合上。刘值班长是我儿时港南街上的邻居，此刻，他即是纪律的守护者，也是秘密的庇护者。偶尔发现我偷看书，他会飘过，选择性不见。曾经的小跟班感谢他的这份宽容。
1979年的盛夏，我拜托同事替我代班三天，第二次踏上高考征程。如今，早已经忘了晚饭吃了些什么，只清晰记得临睡前呑下两粒安定片，这是郁同学分享给我的秘诀，说是可以保证充足的睡眠。所幸，第二天早上我还能被闹钟叫醒，步行前往城关镇的考点—向阳小学。准备了两支钢笔，仔细将墨水蘸满，那个年代中性笔还未问世。考场里没有电扇，更不要提空调；随身带着一块布手帕擦汗，因为纸巾还远未在市场上出现；伴着室外知了狠命的嘶叫，奋笔疾书。哪有现在考生的各种矫情：老爸开车接送上下考场、老妈身着旗袍陪伴讨个好彩头、考点附近开宾馆供午休！考试结束后，连续三天每天上班16个小时，还班！对考试结果，我没有太多的期盼，也没有老师与我估分数，只能等待那未知的结果。
大约一个月后，高考本科分数线揭晓，外语专业五门课程总分为300分，我的分数是312分，只是以微弱优势爬上分数线。有点错愕的是，当年全县外语专业上线的考生仅有五人，其中四位是女生，而我作为唯一的历届男生，竟以工余时间听收音机、完全靠自学而跻身其中。那时上线的外语考生必须参加英语面试。五名考生在县城集结，由县中学的老师带队座船去嘉兴参加口试。主考官是杭州大学外语系的老师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与老师对话，其紧张心情可想而知。口试分数揭晓后，填报高校志愿，我的第一志愿是杭州大学外语系。第二志愿寄托着从军夙愿的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。数周后，四位和我同船去嘉兴口试的小妹妹皆榜上有名，而我名落深山。只能无奈地封存这份遗憾。
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C同学和Y同学也都落榜了，然而，化肥厂有一位考生被浙江大学录取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适后，或许受到那位考上浙大同事的鼓舞，我们几个决定再冲刺一年。考外语系有年龄限制，不能超过23岁，明年是最后的机会。有时静下心来想想，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共同奋进，摔倒了再爬起继续前行，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。就这样我又开启了学习的历程。虽然我的复习只能在工作之余，但对我个人而言，最缺的不是时间，因为时间挤挤总会有的，我最缺的是高复所需的学习资料，在职工人也不可能像应届生那样，有老师们帮助收集准备各类学习资料。
我记得，浙江省的教育系统曾编过一套政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高考复习用书。虽然每册书的篇幅不长，但基本涵盖了各科的主要知识点和脉络。尽管这几册书的内容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了，可要取得高分，还必须要补充大量额外的信息。后来有老师告诉我，就算这几本复习用书中的知识内容全部掌握，也只能考个60分左右，而下一年我的高考成绩也完全印证了这一说法。
在知识获取途径匮乏的年代，任何的外来的信息和机缘都是如此宝贵。有位同事曾慷慨分享了他搞到《隆中对》和《陋室铭》及其白话译文，令我如获至珍，借阅半天全篇手抄下来。相交与语文的点滴积累，政治科的学习的困境更棘手。彼时的渠道单一，上班族，除了每天看一张报纸，碎片化获取一点讯息，时事政治信息来源的稀少，也解释了我后来的政治和语文高考只能得低分。这种学习资料严重短缺的窘境，在今天看来很显荒诞，却真实映照着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学习困境。
英语学习继续依靠浙江台和上海台的广播英语教学。有一同事的亲戚也在自学英语准备高考，他介绍我们认识，第一次见面时，他拿出一本好像是五六十年代的高中英语课本，他让我做几道中译英练习题，虽然我没有学过课文，但我发现其操练的知识点是被动语态，难不倒我，很顺利口译出来了，他竟然说碰上高手了，以学交友了。我请他把这本教材借我几天，花了约一个月时间，通读全书，几乎做完了所有练习题，虽然没有老师的批改，但我确信九成左右的习题应该是正确。至今还有印象的一篇课文是The Slave and the Lion.
在我高复期间，对提升我的英语水平助力最大的当属薄冰所著的《英语语法》。薄冰先生是北外的英语系的教授，他的这本书是当时英语语法基础教学领域颇具权威的教材之一。这本书是一位同事的上海亲戚送给他的，我乞求他上班时借给我。此前，我的英语语法知识是从广播教学英语中零零碎碎获取的。有了这本书，终于有机会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语法了，那种感觉如同蜜蜂采蜜一般，如饥似渴地汲取，边看边做了大量的笔记。后来，那位同事说：“我看不懂这书，也不准备考了，这书送你了。”当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烧了高香一般！感激涕零！从那之后，我把薄冰教授的《英语语法》当作精读课来研读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语法基础，也让我能够在下一年的高考中，英语成了我的加分项。这段经历使我坚信精读重要性。不过，或许正是高考时这种精读少数几本书的经历（其实是没有书可读），让我在进入大学后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博览群书的重要意义。
上班、看书、睡觉，这般生活节奏又循环了一年。1980年的7月，如期而至。对于一个生活充实之人来说，时间总是悄然流逝。我再度请假三天，投身考试。考试前一晚，再次吞了二粒早就准备好的安定片，早早入睡；次日清晨，早早起身，步行到考场。还是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英语五门课。1980年，好友C同学也报考外语，只不过他已改学法语，成了海盐县唯一的法语考生。法语的学习资料就更为稀少，好在上海电台也有教法语教学节目。C同学每天收听法语广播教学，我在隔壁的房间听英语教学，常常能听到“Open your books at..”、“ Bonjoure，Aurvoir”等声音, 七十年代的小小化肥厂成了“外语角”了。
三天考试结束，我走出考场，自我感觉比去年肯定有所进步的。然后，我们又开始进入上班还班十六小时工作模式，心中怀着一丝希望，满心期待着最终的结果。
几周后，我前往县招生办查询分数。考试五门课程总分依旧是500分，我考了330分。1980年，浙江外语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为310分，我的第一志愿还是填报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。参照去年杭大外语系的录取分数线，我能否被杭大录取仍然充满不确定性。然后便重复着前一年的流程，上线的外语考生在县城集合，去嘉兴参加面试。1979年为我面试是施老师，待我大学毕业留校后，我被分在施老师教研室，她是组长；这次面试的老师同样来自杭大的朱老师。有了1979年的面试经历，这次我显得比较从容，顺利地完成了口试环节。
1980年，海盐县上外语分数线的考生依旧只有五名，与我一同去嘉兴口试的J同学和S同学，后来都成了杭大外语系的同窗，尽管我的年龄比他们年长五六岁。计同学杭大毕业后分配去国家气象局担任翻译，后来改行成为中国颇具名气的国际商务金融领域的仲裁大律师；宋同学则先是从事律师行业，而后改行投身外贸领域，最后去境外谋求发展。
1980年8月的一天，我收到了来自杭州大学的挂号信，打开信封看到录取通知书的瞬间，既是突如其来的惊喜，又如同虚幻的梦境，这种感觉真是无以言表，这是一份承载着命运转折的纸张！彼时全国高考的录取率仍然是个位数，而我这个大龄的自考生能踏入大学殿堂真是幸运到家了！
几月后我得知了我们这一届外语系同学的高考成绩，最高有380多分，能上北外和上外，绝大部分是350分左右，除了个别的特长生，我的总分是全年级最低的。年级主任狄老师，也是当年外语系招生组的成员，向我透露招生时内幕：招生组为我的档案反复讨论，分数垫低，年龄偏大，自学背景等都是我的硬伤，唯一的优势是男生，我们这屇的男生特别少，如一个班21名学生只有5个男生。反复权衡后，机会还是眷顾我了。
随后，我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体检和政审等流程。工厂团委也向我表达了祝贺，所出的政审材料也充塞溢美之词。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海盐化肥厂每年都送走一名职工上大学。第一位是我小学时的W同学，考入浙江中医学院；我是第四个幸运儿。到了1981年，化肥厂送走了最后一位，也是我的同学Y同学，他考入上海海运学院。
那个年代，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会上县里的红榜，红榜上标明学生来自哪所学校或单位，历年来，海盐化肥厂每年榜上有名，让人感觉化肥厂是个藏龙卧虎之地。那些在高考中失利的化肥厂学子，不少人后来顺利考入广播电视大学或函授大学深造。令人惊喜的是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、总审计师和银行业务专家，即便从正规财金大学毕业的科班生，也望尘莫及。这种在特殊年代坚韧不拔的求学热忱，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抗争，也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特有的奋斗图景。
1980年9月中，与工厂同事领导道别后，C同学送我去杭州。临别时，化肥厂的领导还很有心，特意准备一套印有“海盐化肥厂”红字的搪瓷餐具和洗脸盆——那个年代最典型的纪念品。更令我感怀的是，工厂在年底竟给我补发上半年的奖金！这份超越制度的人情，至今仍觉得温暖无比。
单独提一下的是W同学赠礼，他花了三分之一的月工资，买了一本由上海外国语学院陆谷胜教授主编的《新英汉字典》。当看到字典的末页“至友惠存——善虎”的赠言时，用当今的词语形容是：泪幕了！这本工具书伴我完成大学和研究生英语的学习。在后续的教学和外事翻译工作中，我一直使用这本中国最权威的英汉字典，尽管里面的很多例句引用颇具文革时代的色彩。最令人惋惜的是，这本被翻阅得书背开裂、见证我整个英语学习过程的“宝典”，竟在某次搬家中遗失了，辜负了虎兄那份跨越时代的馈赠！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，我们老沈荡城镇户口考取全日制本科的历届生有：七七级W同学和Z同学；七八级F同学；七九级Y同学；八一级Y同学。众所周知，因“文革”爆发，六六年，六七年和六八年的中学毕业生，史称“老三届”，痛失了升入大学的机会。而作为其后在七七、七八和七九年这场历史性的改革中考入大学的学子，被誉为“新三届”，虽然我和Y同学是八十年代初入学，只沾了“新三届”的一点边，但我们也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，也是这个时代转折点上的见证者。
一介工人志未沦，化肥厂里苦修身。三番折桂文珠佑，不负寒窗勤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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